几经修正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面临再“修正”——原定9月底完成修订并印发全国执行的这项政策，出台日期已调整为“年内”。导致“办法”再次被“修正”的，是国务院希望实现“经济适用房与双限商品房实现无缝对接”的政策意愿。如今，相关主管部门希望能够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与双限商品房构建一个“全覆盖”的住房保障体系。（《新快报》12月3日）。
几乎与此同时，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上，温家宝总理直言不讳：“近些年来房价上涨较快，人民有很大的意见”。温总理并且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
总理“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事关住房等物价问题，更事关社会稳定问题，甚至事关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是，是建设一个安和乐利健康和谐的社会，还是任其汪洋恣肆地“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可怕结局？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始于1998年开始实行的“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当时的建设部对全国城镇“最低收入、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的比例，有一个大致的算法，就是城镇居民中，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各为10%左右，其余80%的家庭都属于“中低收入者”，也就是说，在整个住房供应结构中，80%的居民住房应该是经济适用住房。
很明显，按照这个划分标准，经济适用房是收入及社会地位位居社会中流的，占人口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的社会阶层的标志。然而，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衡量，10年前的中国社会在城镇居民中，是否已经是“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各为10%左右，其余80%的家庭都属于‘中低收入者’”值得推敲，就算当时是这样，也不能保证10年后的今天，中国城镇居民的社会阶层还依旧保持这样一个范式不变。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贫富悬殊度的科学依据，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按此标准，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今年将达到0.48。
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进入鲍德里亚定义的所谓“消费社会”以后，近300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积极性稳定，从经济角度看，必须建立在“橄榄球型”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贫富两头小、中间大，亦即“中产阶级”占社会主体的社会，有恒产者有恒心。
然而，在我国，“中产阶级”的概念长期被歪曲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词，总是讳莫如深。“中产阶级”首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所谓“产”是和这个阶级所附丽的社会发展成正比的，是相对于其“上家”（富人）和“下家”（穷人）而言的。它当然必须有财产，有财产是它所以成其为“中产阶级”的标志与结果，它和比它穷的“穷人”的区别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起点，也就是关键在于，任何人都有公平正义的机会，凭借自己的劳动去获得财产。
经济适用房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志意义尤大，其中一个重要意义是，“中产阶级”由否定性角色回归到正常状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建立一个有经济基础，有事业心，积极进取的中产者阶层。（斛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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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产阶级”从“经济适用房”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