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侯宁为代表的海归们，对“救市论”进行了刻意的曲解，而倡导管理层应当救市的人，也把眼睛盯在指数上，盯在中小投资者的亏损上，这不是正确的市场观。
我所理解的救市，并不是要上面推出一项两项政策，将指数推高，而是针对2005年以来市场大涨大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制度缺陷进行修正和完善，进一步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夯实基础，为以后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中国股市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有缺陷有矛盾有问题都正常，但碰到问题刻意回避就不正常，不断制造问题就更不正常。有些问题是近两年新出现的，更多的问题却一直都存在，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管理层往往陶醉在指数的上涨、成交的活跃、融资的规模中，醉心于对市场的严密掌控，在市场基础建设方面却步伐缓慢，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随着市场参与人群的扩大，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些隐患在未来极有可能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定，甚至成为国际资本制造灾难、强取豪夺的目标。
所以，救市不是救势，不是救指数，而是救市场，不是从下跌救成上涨，而是补漏洞、打基础，使市场根本免遭毁坏，为未来的发展壮大留下更多的机会。
救市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明确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消除对市场的功利态度，还市场的本来面目。
我们的股市发展之初，管理层就定位为“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现在不提脱贫解困了，换成了“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不论怎么叫，实质都一样，就是利用。这样的功利态度，必然使市场沦为纯粹的工具，必然存在短视、杀鸡取卵、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行为，也助长了有关部门掌控行情的动力，必然使市场沦为政绩的标签。
救市的第二要务，就是要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能，哪些是该管的、必须管好，哪些是不该管的，不能随意插手。
我们的市场有别于其它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上市公司主体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许多市场参与者也是国有的，而监管部门也是国家的，运动员、裁判员是同一个人！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政策措施必然向国有上市公司和国有市场参与者倾斜，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比如苏泊尔（爱股,行情,资讯），它因为收购使得流通股比例低于要求，被停牌直至达到要求才复牌，但借壳ST数码而来的ST盐湖（爱股,行情,资讯），流通股比例只有2.5%，也不符合有关规定，却能正常交易，双重标准显而易见。为什么呢？因为苏泊尔是民企，还有外资，ST盐湖是国有，后面是青海国资委。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用来说明监管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会带来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上市公司出现危害市场的行为，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它们是国家的，是一家子，没有必要弄的那么严格，这对市场的危害是巨大的。
针对这种特殊的国情，国家应该制定《资本市场监管法》，对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力进行明确的界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必须清晰，该做的一定要做好，做不好就问责，不该做的坚决不能插手，插手就查办。
救市的第三要务，就是辩方举证的全面引进，即“有罪推定”
我们现在的辩方举证只涉及上市公司，不涉及其它市场参与方，这为操控市场留下了很大的缺口。操控目前仍是市场的大敌，没有操控，上证在去年很难上到6000多点的非理性高度，也就没有今天的暴跌。有了有罪推定这一条，就可以去查查是谁把中石油开在了48元，是不是拿着大量中签股份的利益关联方？有了这一条，任怀秀教授必须自己来证明他不知道ST数码重组的事情，那些老鼠仓、内幕交易就会摄于法律的威严大大收敛，那些散布什么“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的舆论制造者就会消失，中小投资者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投资市场，一个增加自己“财产性收入”的机会。
当然，资本市场的有罪推定和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不一致，但并不是做不到，美国能做到，我们也应该能做到，人大开会表决就是了。
救市的第四要务，就是及时根据市场发展变化弥补制度漏洞。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监管条例规定，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漏洞还不少。比如平安再融资案，严格讲它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却对市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就是我们关于再融资的制度缺位造成的，我们没有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规定，什么条件能融、什么时间能融、怎么融、该披露什么信息，都没有规定，这是巨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存在，上市公司可以不做业务，只要靠融资就能迅速做大，这放在任何一个市场都是行不通的。诸如此类的制度缺陷还有很多，必须及时根据市场变化尽快完善。
救市的第五要务，就是要保持监管行为的透明，不能黑箱操作。
这点可以在《资本市场监管法》里明确规定，之所以还要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这个缺陷危害甚大，纠正刻不容缓。资本市场政策不同于其它政策，它的效果会立刻影响到千万人的利益，一旦出错，很难有纠正的机会。比如印花税的出台，事先偷偷摸摸的酝酿，还出来辟谣，然后半夜鸡叫，现在回头看，这是明显的政策失误，把一个投资市场变成了负和游戏，怎么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动用这样的手法。但危害已经造成，而且很难再回头，这就是黑箱决策的恶果。如果监管部门在制定这个政策时，能够和市场广泛交换意见，如果不愿意交换意见，起码让市场知道你在考虑什么，都不至于是今天的局面。
因此，我们急需建立监管者的信息披露制度，把决策过程透明化，保持监管者和市场的良性沟通，这样出来的政策，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
这个制度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监管者必须规范自己的言行，怎样回答市场的问题，怎样发表对市场的看法都要有规矩，象现在这样，谁都能出来讲两句，讲了也不用负责，今天你这样说，明天它那样说，虽然不一定是刻意的，但一定会干扰市场的走向。比如成副委员长，出来发表对股市的看法就很不合适，你究竟是代表谁？是代表全国人大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还是代表一个经济学家，甚而是代表一个投资者？这样糊里糊涂的公开出来讲，对市场是很不负责任的。再比如，范副主席在两会的讲话，身份就不明确，是代表证监会的官方意见，还是代表一个政协委员，还是代表你个人，我们不知道，讲话的内容也非常随意，也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规范，监管者的信息披露也必须规范，不属于监管部门的官员，公开发表对股市的观点，必须声明自己的身份，声明自己的观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救市的第六要务，就是要制定媒体和中介机构的监管条例，规范资本市场舆论。
现在，不论是谁，都可以在媒体上发表对股市的看法，都可以推荐个股，很多操纵就是利用了媒体平台引中小投资者入瓮的。比如，中石油上市前，铺天盖地的宣传，让很多散户在高位去追捧，损失惨重。我们的电视、报纸、网络满篇“惊天利好”、“强势进军”、“机构疯狂抢筹”、“惊暴内幕”、“十大牛股”、“二十大金股”的扇动性语言，却并不声明这仅代表他个人意见、不作为投资依据，有明显的误导性质。监管部门必须就媒体发表针对股市的观点作出规定，不能任由它们成为引散户入套的帮凶。
当然，奠定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要做的远不止这几条。但在险象环生的今天，管理层应当审时度势，正视资本市场长期存在或新近暴露的弊端，认真对待爱国的有识之士对市场发展的良好建议，及时采取措施，挽救市场基础，否则，我们失去的就不是一个面子那么简单！
救市不是救势，是挽救中国资本市场之“市”，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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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不是救势 管理层责无旁贷
